摘要：提升“软实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提升综合国力、各城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支点。论文从“软实力”的内涵着手，分析了江北区提升“软实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以及提升“软实力”存在的优势和问题。最后提出了提升江北区“软实力”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江北 软实力 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重庆向北、江北向阳”的格局初步凸显。当前，江北已经成为了重庆经济要素最活跃、生产要素最积聚、投资质量最优化的主城区之一。那么，在新一轮的城区综合实力竞争中，江北区究竟如何始终勇立潮头，实现“加快”中的“加快”、“率先”中的“率先”呢？我们以全局的生态观念来 “从盒子外面思考”，跳出江北看江北、跳出重庆看江北，用第三只眼睛来看待自己，我们发现，提升江北“软实力”是谋求我区良性经济增长、大幅攀升民众幸福指数、膨化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软实力”正在走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各国学者将其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城市决策者将其纳入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规划。那么，面对“软实力”的提升行动，江北区到底做了什么，抑或准备做什么？本文从分析软实力的内涵为切入点，在分析江北区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和环境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对策，旨在提供思维碰撞。
一、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1、软实力的提出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他指出，“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2、区域软实力的概念
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在约瑟夫·奈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区域“软实力”的概念，即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和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这种“软”的力量能够吸引区域外的生产与消费要素，协调本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提升本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品位，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1]
3、区域软实力的基本要件
（1）区域软实力的基础：丰富的区域特色文化、区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区域人力素质等非物质要素。
（2）区域软实力的构成：包括区域政府的公信力、区域社会的凝聚力、区域文化的感召力、区域居民的创造力和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也可以概括为影响力、说服力和吸引力。
（3）区域软实力的作用：吸引区域外的生产与消费要素，协调本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提升本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品位，塑造良好的区域形象，提高区域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
二、江北区提升软实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提升我区“软实力”是建设创意江北的核心内容
区域“软实力”衍生的城市感召力、导向力除了会吸引更为活跃的生产要素、更加优质的商业因子汇聚，更重要的是将会吸引更精粹的人才队伍集聚。人的素质激发想象力、产生创造力，由此激荡的管理创新、点子创新、机制创新、科教文化进步对地方或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事实上，创意江北的初衷和归宿点也就在于此，“创意”江北就是产业的创意、人文的创意、管理的创意，诸多“创意”汇集成流，催生新的社会经济增长点，提升江北综合竞争力。
（二）提升我区“软实力”是建设实力江北的重要推力。
专家研究表明，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硬实力”将拉动“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能否与“硬实力”同频共振，或者进一步超过“硬实力”，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或支撑，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定位。近年来，我区经济高速发展，“追赶期”到“跨越期”短短几年迅速实现。2007年，我区GDP收入达到1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02亿元，同比增长30%；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达21.3%，增长43.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10元,增长17%,农民人纯均收入5675元,增长20%。在经济指标持续攀升、社会物质财富累积增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区自然禀赋的先天不足，地域狭窄、土地成熟度过高、资源匮乏等，这都制约着我区实现经济的第二次高速增长。让有限的自然禀赋发挥最大的效能，确保经济发展的“又快又好”，“软实力”的提升和内含力量的爆发必将对我区经济“硬实力”加速聚积起着积极的作用。显而易见，“硬实力”和“软实力”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必将对建设实力江北将产生强力助推作用。
（三）提升我区“软实力”是建设宜居江北的必然要求。
“软实力”是技术、经济、艺术和文化等相互交融和升华的产物，它的发展必将为先进文化注入活力，为锻造城市精神和品位提供动能。大力提升城市软实力，不仅符合当今城市产业发展的客观趋势，而且也是挖掘城市文化内涵、树立城市清新的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随着“软实力”的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公共服务功能、市民个体素养、人居周边环境、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都将与日俱增，这无疑都将会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宜居”理念共存共生、共同发展。这既是提升我区“软实力”的内容，也是建设“宜居”江北的要求。
（四）提升我区“软实力”是建设和谐江北的根本举措。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不但有物质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当物质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在 “吃好、穿好、住好、行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必将萌动更高标准的精神希冀。“精神家园”是人的心灵归宿，内心平和则善待周遭，精神平和则社会有秩序。我区已经奠定了构建“和谐江北”的基本物质条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10元,农民人纯均收入达5675元,逐渐步入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贡献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将更加关注和睦的邻里关系、人本的居住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良好的文化教育水平等非物质要素的城市内涵，这是对文明社会的要求，对精神“和谐”的期盼。精神文明建设、城市人文精神、区域文化发展、公民素养提高都是“软实力”的重要子系统，提升这些“软实力”,无疑将为全区人民创造福祉，将有力地促进和谐江北的建设。
三、江北区提升软实力的环境
（一）优势
1．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提升软实力增强了动力。有专家认为，“硬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发展的支撑，“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软实力”则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 “十一五”以来，江北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工业经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商贸经济突破性发展，总部经济逐见成效、产业生态分布合理，城市建设推进迅速，尤其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这都标志着江北区逐步步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以“GDP、基础设施、经济结构”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江北区经济“硬实力”已经累积发展到了相当成熟度,加之旺盛的经济增长态势和中心城区较为宽幅的市场辐射力等诸多要素，为提升我区“软实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支撑动力。
2．深厚的巴渝文化底蕴为提升软实力提供土壤。江北区人文历史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从商朝末年的巴师伐纣、元末明玉珍的“军垦”移民、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成为远东二战指挥中心，三千年悠久历史创造了众多杰出文化。这些历史和文化造就了江北人自强不息、开拓开放、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多样性、开放性的人文精神，加上江北区江河交错、倚山绕水的山水园林城市形象、朝气蓬勃的都市气息为提升“软实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良好的区位优势为提升软实力夯实基础。江北区既处于主城核心区域，又被定位为重庆市六大副中心之一，并且在重庆市未来城市规划中，处于“五横、六纵、一环、九联络”的快速路网的重点区，域内公路、铁路、内河航运、城市轻轨“四路交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聚集”，加之江北城作为重庆市中央商务区硬核的特有定位，使得江北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增强城市召唤力、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4、国内外软实力的实践为江北区提升软实力提供后发优势。当前，“软实力”的提升已经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提升本国“软实力”列为本国重要的战略性规划，不遗余力地研究、实践，并将其作为提升综合国力、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从而为我们留下了有益经验。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省市，如：宁波、丽江、温州等地区的专家、政府正在研究和实施如何提升区域“软实力”，并有初步成果呈现。为我区研究“软实力”、找准提升“软实力”的突破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借鉴、交流的平
（二）劣势
1．区域辐射的渗透力不足。江北区虽然近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综合发展指数在全市居于中偏上的地位，不足以在全市产生“领跑效应”；狭窄的地形、地貌，匮乏的资源结构，使我区自然禀赋天然不足；缺失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使科技研发、新技术的创新、再造失去原创土壤；容易引起国内、国际广泛聚焦的“特色经济”、“眼球经济”、“高新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所占份额过小。因此我区对域外，尤其是对全国的张力和影响力的提升还尚待时日。
2．城市公民素养差强人意。市民的文明素质、科学素养、文化素养等参差不齐，尚不足与直辖市中心城区的地位匹配。红旗河沟曾经的天文馆，门可罗雀，折射出市民对科技知识普及的无视和冷漠；打牌、喝酒、K歌的工余生活展示出市民文化娱乐低俗泛化；横穿马路、违章超车、赤膊闲逛等不文明现象反映出市民较低层面的公共道德水平；随处可见的铺张浪费、攀比炫富则体现出部分市民没有形成绿色消费观念同时，更多地可以看出城市的文明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的“短腿现象”突出。
3．文化荒原现象明显。我区有亚洲最高的五彩喷泉和堪称国内一流的观音桥商圈，但是我们没有对市民文化普及和文明程度提高渗透力最强的基本场所-市民图书馆；我们可以在江北区买到全市任何高档卖场展示的商品，却苦恼在有限的书店买不到急需的书目；星罗密集的茶楼和酒吧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消遣场所，却没有“文化人”可以高谈阔论的“狭窄空间”；我们聚集了大批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精英，却难觅本土知名的作家、画家和群众艺术家；我们有密集的产业群，却缺乏独特成型的文化产业。文化基础设施的欠缺和文化空气的稀薄，恰好是提升我区“软实力”的“软肋”。
4．城市管理不乏盲点。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江北区城市面貌发生了全新的变化，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条件、靓丽的灯饰工程、较为齐备的城市服务功能等都展现出我区城市建设的速度和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城市的管理水平没有能够和我区城市发展水平同步跟进。规划、建设、管理部门三权分离的管理体制一直没有理顺；违法建筑、乱摆卖、乱张贴、乱停乱靠现象不断产生；经验式、问题式、运动式、突击式、粗放式城市管理派生的问题屡有出现；中心区与边缘区、重点部位与非重点部位、主要路段与非主要路段、节假日与非节假日、检查前与检查后，在城市管理效果上形成强烈反差。这些盲点都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影响“软实力” 的提升。
四、江北区提升软实力的对策研究
（一）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作为区域“软实力”重要组成要素的政府公信力，它既是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基本要求，是民众信赖、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随着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的政府运行机制。有关专家提出，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市场是核心，政府是补充”。这一理念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在市场的直接参与和对经济潜在的运行规律干涉要“小”。不要以“全能者”的身份去管不该由政府管、而且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简政”和“放权”。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参与经济建设中，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建立公正合理的市场规则，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协调生产要素的合理流通，需要政府的“大”。在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更要“大”。我们唯有“抓大限小”，确保政府角色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高效运行，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公信力。
2、形成专家论证，民众参与的决策机制。在重大项目的推进和关乎民生的重大决策上，进一步吸民智、引民慧 。实践证明，科学决策机制的形成对于解决群众热点关注和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会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我区江北城顺利大拆迁、鸿恩寺公园的规划定位等无不证实了这一点。显然，按照“蓝图规划-专家论证-市民听证-专家再论证-政府决策”的决策模式，既推进了事业发展，又兼顾了群众利益；既避了盲目决策、又提升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水平和公信力，达到了“互动多嬴”的效果。
3、完善依法执政工作机制。随着公民素养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成为人们对政府执政的基本要求，公信力高低在政府执政的每一个环节中经受检验。一是我们要不断强化“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理念，细化措施、深化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二是要创新用人机制，不断打造一支廉洁奉公、精干高效的人员队伍。三是要完善和加强监督机制，杜绝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滥权”、“弄权”、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现象的发生。如是多管齐下，必将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产生强烈的正态效应。
（二）锻造城市精神，不断提升社会凝聚力
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是展示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城市精神的塑造，会取得价值观的认同，它越是深入人心、获得广泛认同，越能激发市民的自豪感、积极性与创造力，越能释放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1、弘扬重庆“包容开放、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江北区长期浸润在重庆“开拓开放、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环境中，并很好地实践和发展了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实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当以更宽怀、包容的城市姿态和低门槛的吸纳机制，融入形态各一的人力资源、经济要素、金融资本等，增添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开放性；以“自强不息、求新思变”的城市执政理念，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拓展凝聚城市力量的新路径，造就城市社会经济的第二次高速腾飞。
2、发扬光大我区既有的城市精神。江北区的干部群众在天原化工厂“氯气泄露事件”抢险中体现出的“为民、奉献”，在江北城大拆迁中展示出的“团结、拼搏”，在全力实施“三大战略”、全面完成“六件大事”中体现出的“创新、开拓”已经初步凸显了我们城市精神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发扬光大我区既有的城市精神。
3、发掘我区历史文化。利用公元1363年西系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称帝、建都重庆、定国号夏、改元天统、安葬在江北等珍贵历史，恢复和修葺其陵墓遗址、整理和研究其文物，让市民感受和体验“王陵文化”和“建都文化”；利用抗战时期享誉国际的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定居江北盘溪，创作了大量惊世作品的历史，延伸“徐悲鸿系列主题文化”和“抗战文化”；用学校主渠道深入实施“国学江北”工程，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等。弘扬和传承我区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将使市民情感厚重，增添区域自豪感。
4、积淀新的城市文化。利用城市大建设、城市大发展的契机，以观音桥商圈为核心，形成“商圈文化”、以开发北滨路为纽带，创造“滨江文化”，以海尔工业园区为模块，打造新的“企业文化”和“园区文化”；以发展“创意产业”为突破，研究“创意文化”。诸多文化元素会集，通过过滤、筛选、沉淀，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积淀和发展我区清新的城市文化，将使人蓬勃向上，增添区域发展的使命感。
5、整合更加完善的城市精神体系。“城市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要求的结合中的精神爆发点。提炼加工的过程就是对城市累积发展的回顾、整理和创新的过程，它需要厚重的理论支撑和对时代发展准确的把握。因此，第一，有必要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启专家之智，在广泛调研、科学论证、精心挖掘我区发展轨迹和支撑发展内核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我区的城市精神内涵的框架和主脉。第二，将城市精神的内涵和主脉通过传媒进入社会、深入民众，在市民中广开言路，广泛征集，这一过程既是集群众智慧的过程，更是全体市民回顾城市发展光辉历程、同化城市情感的过程。第三，将专家智慧与群众思维对接碰撞，形成我区城市精神的表述语言，并逐步完善和构建我区的城市精神体系，整个过程，都将激发市民的自豪感、增强市民向心力、提升社会凝聚力。
（三）创设良好机制，充分发挥特色文化的感召力
文化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进可通全球、退则和谐人群。重庆是一个不乏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各种文化因素和精神的汇集创造了独特的巴渝文化、陪都文化和抗战文化等。
近年以来，区委、区政府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文化推动”战略作为建设创意、实力、宜居、和谐江北的三大战略之一，把文化建设作为我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十大工程之一。这足见区委、区政府对我区文化事业的重视。但由于欠债多、底子薄、基础差等原因，目前我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断”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文化发展速度、质量、效益和“1小时经济圈”核心中的核心地位并不匹配。因此，我们认为：从文化投入、产业导向、精品培育、人才积聚等方面入手，创设良好机制、发挥特色文化的感召力，是当前提升我区软实力的重要任务。
1、完善科学的投入机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以本级财政对文化事业经常性投入为基础，民间资本为主体，以股份制形式融资和外来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宽文化事业的“找钱渠道”。提高文化事业资金的使用效益，积聚资金投入到重点文化标志性建筑上，如：明玉珍陵墓、徐悲鸿纪念馆等，增发我区文化新的亮点、冶炼新的特色；加大对基础性文化设施的投入，如城市小雕塑、书报阅读栏、社区阅览室、文明礼仪宣传栏等，为市民提供更大的“文化”空间，确保“用钱机制”合理、高效。
2、健全产业的导向机制。一是做好文化建设的近期、中期和远期规划，并将其与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同步实施，提高监控落实的力度。二是做好文化产业的功能分区，杜绝重复建设、避免恶性竞争。如观音桥商圈就突出浓郁的商业消费、娱乐休闲的文化氛围，弱化其他文化主题；港城工业园区则塑造“工业文化”、鸿恩寺公园展示“公园文化”、江北城中央商务区体现“总部都市文化”等。三是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以大文化产业的概念，加快策划、营销和实施，形成我区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新的增长点。四是突出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服务职能，制定可行措施促进民间力量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
3、建立文化精品培育机制。一是普及和推广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积极发展社区文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在其中发掘和衍生精品，如“铜梁龙舞到北京”就是很好的参照典范。二是鼓励和支持原创、激发文化元素的激情涌动。三是发挥民间组织的创造力和政府的行政协调力，抢救和发掘地域文化，在地域文化中提炼文化精品元素，做大、做亮。
4、营建文化精英的积聚机制。发展文化事业，最根本的是人才问题。我们应当将文化拔尖人才群体的形成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实施 “造才、引才、养才”计划。所谓“造才”，就是在现有的文化工作者队伍中，发现和挖掘基础较好、禀赋较高的文化专业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者，搭建平台、创设机遇、着力培养，缩短其成长和成熟的周期，使之成为我区文化事业发展的中坚，整体提升“文化人”水平。所谓“引才”，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人才的引进机制，对已经取得社会公认的“名作家”、“名画家”、“名演员”等文化名人以及能够极大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职业文化经营管理者，我们应当打破常规、破除旧习，以更灵活机动的用人机制、更优厚的物质待遇、更宽松的工作环境予以吸纳。对参与文化经营活动产生了极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化“能人”，在政府加大物质奖励的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配股分红”，使其充分感受到社会公众的“尊崇”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催生其不断追求卓越的动力和精神源泉。所谓“养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名家”作为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专家团队”和“智囊参谋”，通过他们的智慧和影响，刺激文化发展、拓宽文化视野、提高文化平台。同时也通过“名人效应”，高平台、宽出口地传播了我区的文化的特色和亮点。
（四）改革开放，提升区域外吸引力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的国际思维日臻成熟。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自己所拥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个明确的思维。事实上，我国“软实力”主要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得到较强的认知程度。由此，我们认为，提升软实力必须在改革开发中不断提升区域外的吸引力。
1、改革科技体制。通过科技事业制度的创新，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是增强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软实力"非契约性交换"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区作为一个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的核心都市地区，自身研发、科技创新的水平和能力因历史的原因受到相应的局限，但“园区工业”的不断蓬勃、“创意”产业的不断兴起，这必然会激发我区基础研究、企业技术开发的不断活跃。通过我区科技体制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强化科技政策的完善；明确重大科技项目的规划；明晰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强科研院所和产业力量有机结合的统筹协调力度；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区域科技研发、重奖科技成果转换等。其实，我区科技领域 “技术创新能力”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得来“内功”，这本身就是一个软实力形成的必须过程。“江北造”、“江北研发”、“江北孵化”在吸引“注意”的同时，也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2、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品牌是一个地区“软实力”重要的一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树立对江北品牌认知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应该说，“江北”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增值的品牌，几年间迅速的崛起形成的“江北模式”，其中蕴涵的“经营城市”的成功经验就极具含金量，我们应该深入的研究、总结、包装“江北模式理念”走出重庆、走向全国；当前，我们拥有全国知名的观音桥农贸市场，重庆市一流的观音桥商圈，时代金源购物广场、江北城中央商务区、寸滩港现代物中心、海尔工业园区等品牌元素，我们当集结和整合特征非常明显的地域品牌，发挥“所有权优势”形成“江北集团品牌”，参与更高平台的竞争和辐射；我区作为老工业区，有雄厚的传统工业基础，在重点打造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大力发展创意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既有的传统工业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力量、产品结构“外溢”到国内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实施“现地生产”，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拓宽“走出去”的途径。
3、完善区域协作机制。“联合协作、共生共赢”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与运行的主要形式，区域协作机制对“软实力”的提升产生直接影响。立足我区的实际，认真分析比较优势，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强区域协作。一是“高靠联合”，我区可以与东部沿海地区或者临近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区协作，如浙江的宁波市。通过产业对接，形成错位发展；通过人才对接，共享智力资源；通过政策对接、促进生产要素的更为流通。通过“江北”，宁波深入西南腹地“高端”市场，通过“宁波”，江北获得观念更新和东部影响。二是“同频结盟”，可以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发展背景相似的城区结盟，如成都的锦江区。相互参照、共同促进。同时可以积极探索构建“城市经济紧密联合体”，联合起来吸引外资，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三是“强弱拉手、对口帮扶”，具体落脚点就是做好对开县的对口支援工作。
4、以活动为平台，树立良好的包容、开放的对外形象。邀请具有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的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企业家汇聚江北，设置高端论坛、专题音乐节、大型艺术节、各类设计展、交易会等活动，吸引“眼球”；利用现有的高档会所，承接高层次的商务或政务会议；引进类似“环球嘉年华”、“迪斯尼”、“环球影城”无限价值品牌“做客”江北；有效利用大牌文化明星、著名影视栏目等方面的宣传效应，提升我区城市形象和城市行销水平，以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
参考文献：
[1][2]马庆国 楼阳生等:《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4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