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9月。
（二）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环境。农村金融环境软化，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与建设的血脉，农村金融业成为我国金融业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业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资金成为农民发展生产最紧缺的资源。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从农村“抽血”的主渠道（见表1、图2，表2、图3），每年约有7000亿元资金通过此渠道流向城市，平均每个县高达3亿元以上；农村的增值收益，绝大部分剩余被金融机构抽走。近年来，农业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7%～8%，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4％，均远低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财政输血、金融抽血”的局面，使统筹城乡带来的支持效益被大大抵消，各项惠农政策大打折扣（2006年，国家财政投入农村的总量3000多亿，只相当于农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城市资金的一半），资金成了农村最稀缺的资源。一面是“流出”表现过剩，一面需求表现稀缺，一个尴尬的“二律悖反”。
（三）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村体制环境。农村体制环境老化，“以农补工”时代设计构建的农村上层建筑已成为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因素。2006年取消农业税，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上层建筑的改革相对滞后，旧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全国来看，突出表现为 “三个不到位”：一是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机构设置过多，人员编制过冗，导致行政成本过高。我国现在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全国乡镇财政收入能力不足1000亿，而维持运转则需2500亿，钱少只能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农民的各项补贴不能及时发放或发放不到位，“黄宗羲定律”可能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二是乡镇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明，县乡关系、乡村关系不清，政企、政社不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薄弱。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长期的“以农补工”时代刚刚结束，与其相适应的各种向城市倾斜的政策法规以及上层建筑的系统修正还没有及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
（四）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村民主意识。目前，农村民主意识淡化，农民创造的村民自治是全国8亿农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农村建设关于“管理民主”的核心所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织村委会以来，我国村民自治从萌生到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前，重庆市亟需“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存在着的许多制度缺陷，使村民自治进一步体现其对改善农村社会治理、促进农村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功能。一要着力扭转村民自治普遍存在的“准行政化”倾向。一些地方，村委会只相当于乡镇政府的下属行政组织，乡镇政府对属于村委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干涉较多，乡镇控制村委会的人事权，左右或干预村民选举，或对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随意调动、任免。二是着力解决贿选、控选问题。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山西省河津市老窑头村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的贿选案件，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更为严重的是，个别地方农村宗族、黑恶势力以及新兴农村富豪阶层，操纵选举，打压民主，控制基层政权，鱼肉乡里，加速演化成为农村社会的重大问题。三是着力解决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还没有形成一套农民参与决策和监督村干部的制度和机制。尽快修改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各地的实施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明确要求村委会对村民负责，真正“把农村还给农民，让农民管理自己”。
（五）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村硬件环境。农村硬件环境退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不足（表3），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成了制约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大包干以前修建的，现在普遍老化、损毁。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国家水利建设资金大部分投向大江大河治理，农民最需要的、受益最直接、受益程度最高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46%，机电灌溉面积不到30%。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投入缺口扩大。据统计，农田水利年投工量由2000年前的102亿个锐减到2006年的47亿个，净减少55亿个。当前，重庆市农民筹资筹劳的“一事一议”唯一渠道政策操作难度较大，开展面较小（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部分区县，近些年真正开展“一事一议”的村仅占总村数的10%左右），新的投入渠道没有形成，投入缺口巨大，很多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六）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建设已成新农村建设的极大障碍。全国耕地面积已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减少1.2亿亩，沙漠化、荒漠化土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28%和18%，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可利用草场90%以上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盐碱化。耕地污染面积已近2亿亩，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高达西方发达国家的3倍，农药施用量为美国的2.5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一是有以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农村工业化引起的点源污染，农业生产引起的面源污染，以及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二是城市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的垃圾、污水、废气等污染在“体外循环” （如表4），以有序的方式向农村转移，农村被动地成为城市的垃圾场，导致城市环境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急剧恶化。当前，重庆市随着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搬迁任务的逐步完成，库区产业发展、移民就业问题凸显，生态环境压力加剧，突出表现为地表失稳、地表水资源失衡、水质污染，水土流失与泥石流，以及土地资源的理化结构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等。又比如：河南项城的黄孟营村由于地下水被城市工业废水污染，一个2000多人口的村子10多年来已有200多人死于癌症。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发有史以来最大污染，5亿多吨指标污水，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团，扫荡中下游，千里淮河鱼虾伏尸。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阻碍，广大农民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要求强烈而迫切！
二、构建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着力抓好的重点任务
立足实际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必须针对城乡统筹发展的薄弱环节，周密部署、梯次配置，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统筹方法，明确和突出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筹发展的重点任务，努力开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一）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当前重庆市应进一步组织编制和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原则；必须坚持从整体上科学规划城乡建设、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城乡统筹理念；必须坚持城乡规划布局符合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主体功能区，以推动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切实做到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三个规划”有机协调，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法律框架的约束下，制订统一的目标任务和明确的政策措施。同时，要进一步突出“一圈两翼”的区域特点、发展阶段的特点，正确解决好当前本地区需要重点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合理安排重点项目和资金流向，合理布局我国的城市群和新农村建设，使城乡都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使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合理分工，错位发展，自成特色，在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的同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我们要充分考虑城镇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结合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合理划分城市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明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重点，增强重点开发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多承接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限制与禁止开发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统筹规划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中心镇和新农村建设，形成有机衔接的城镇群和产业体系。加强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提高城乡规划的整体协调性，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
（二）统筹“一圈两翼”发展。“一圈”即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以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涵盖23个区县的“一小时经济圈”；“两翼”即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库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山区）。充分利用“一圈”的良好发展基础，快速聚集生产要素，集中打造产业密集带和城市密集带，大幅度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增强对“两翼”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成为全市城乡统筹发展的产业支撑、以工促农和转移就业的战略平台。要充分发挥“两翼”的资源和特色优势，加强与“一圈”的互动发展，推动渝东北地区“提速提档”，努力建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促进渝东南地区“做特做优”，努力建成武陵山区经济高地、民俗生态旅游带、扶贫开发示范区。
（三）统筹城乡生产力发展。从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来看（见表5），只有统筹城乡社会生产力发展，才能改变当前农村生产力要素配置落后状况，才能提高农村综合生产力。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但严重滞后于城市。当前，重庆市农村生产力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农村的几千亿元的农村资金、几万亿元的征地差价、上千万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生产力的三大优质生产力要素农村正在流入城市；二是农业结构发育不全，农业发展仍主要在自己内部循环，农业工业化水平低；三是农业组织结构落后，经营规模过小，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四是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能力弱，市场定位缺乏竞争力，农业国际化水平低；五是农业经常承受着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下滑双重挤压，农业产出率低。提高生产力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快农村改革，创新农村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组织制度，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加大农村生产力要素投入，建立质量高、效益好的农业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三是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特别是高新农业技术，始终把高新农业技术作为农村第一生产力要素的要求不放松；四是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自然灾害预防机制，建立控制监测点，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预报制度，保护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四）统筹城乡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国家在宏观政策上没有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上来调整城乡经济布局；没有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上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另外，在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上，更是明显歧视农业、歧视农村、歧视农民。从而造成农村经济严重落后于城市经济，城乡经济二元化现象明显。因此，要积极调整城乡投资结构的方向，加快扶持农业产业成长，引导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从强化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在构建国家支农投资格局中：一要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关键是依法提高支农资金占GDP的比重，建立支农资金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二要调整支农资金使用方向。主要围绕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农民生活环境、农村生存环境，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和农村生态保护、扶贫开发和农村公益事业。三要改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扶持方式。多年来国家用于扶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少，但效益较差，除了一些硬性项目如水利工程建设、交通基础建设等效果较为明显外，其他一些计划项目经费大部分被当地财政吃掉了、或是项目没有什么效益。我个人认为要尽快改变这种政府拨款给政府的扶持方式，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家拨款——市场运作(公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施——政府监督的扶持新体制。
（五）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改变当前农业基础薄弱地位（见表6），使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第一产业在全国GDP中已降到13%，这个比例表明了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但是，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看，这比例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有二：一是在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不能以第二产业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的前提下，农业比重降到13%这样低的一个比例，表明中国农业发展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工业化水平低，农业现代化程度低；二是农业占GDP总量13%以下，承载全国50%以上的劳动力和70%以上的农业人口，这充分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土地产出率低。我们研究一下带规律性的问题，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间更为明显，凡是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加快工业化的时期，就是忽视农业，削弱农业，农业基础地位受到动摇的时期；凡是经济调整、治理的时期，就是重视农业，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带规律性的发展现象？一是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建设；二是我国加快城市化发展中忽视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三是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忽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这“三个忽视”，严重地伤害了农业、伤害了农村、伤害了农民，致使工农矛盾突出，城乡差距拉大，农业基础地位不稳，“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近几年重庆市的经济结构， 1992年以前，经济结构呈现“二、一、三”的特点，第三产业发展较差；1992－1997年，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但第一产业比重在22%以上，表明产业结构是在经济发展较低水平之上；1998－2006年，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这与经济快速发展期需第二产业拉动的经济特点不符，显得后劲不足；2007年，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31.65亿元，增长9.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832.22亿元，增长20.3%，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1514.72亿元，增长22.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47.95亿元，增长12.8%，三次产业构成为12.9:44.6:42.5（见图4），产业结构再次呈现为 “二、三、一”，但第一产业比重只占12.9%，比1996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就越明显。
图4：2007年重庆市GDP三次产业构成（资料来源：市统计局2007年重庆市经济分析）计量单位：%
（六）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从农村就业结构（见表7）和农民认为致富的最重要因素（见表8）的统计数字来看，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当务之急形势所需。健全农村劳务开发体系，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知名劳务品牌，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和稳定就业的水平。推进进城农民工向城镇居民有序转化，大力加强农民工就业安居扶持工作，为进城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促进农民工由就业性转移向居住性转移转变。重庆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农民就业培训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就农民就业培训问题应把握五个要点：一是要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要把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等等；三是要防止以培训之名对农民乱收费；四是要大力推广“劳务培训券”制度。政府把有限的钱以“劳务培训券”的方式，直接补到支付能力低的受培训者身上，让受培训者自己去选择培训机构，提高其针对性和资金的使用效果。五是要建立和实施网络化培训。整合有效教育资源，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开展农民夜校教育，推广农村实用技术、电视和网络培训，形成培训网络体系。同时，扩大高职在农村招生比例，这对减少农村大量辍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具有重大意义。
（七）统筹政策法规体系。从世界发达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政策支持情况来看（见表9），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全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要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法规体系。首先，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上，实现两大调整。一是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要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农民实现国民待遇，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调整城镇发展格局，真正走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改变目前这种城市化完全是“城内化”，盲目发展大城市，浪费城市资源的现象。其次，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上，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和自主就业。在劳动力就业上，两个现实不可逆转。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劳务收入成为农民主要收入的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城镇劳务市场上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成分的趋势不可逆转。为此，一定要开放劳务市场，建立保障农民进城就业生活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保护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各项权益。目前，重庆市颁布实施《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保护和服务管理办法》，建立了“用人单位和社区双重管理、以社区为主”的服务管理工作机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八）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断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重庆市有20个区县45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截止到2007年9月）来看（见表10、图5），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和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卫生体制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较好地解决农民“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扩大农村低保、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大农村社会救济救助的力度，逐步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水平。对广大农民来说，疾病威胁主要是重大疾病，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发展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是符合农民意愿的适应农民要求的。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最低生活保障是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必须重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可以先从经济发达地区起步，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已经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工作、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可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
三、积极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
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科学统筹的方法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任务，针对重点难点，着力突破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旧体制旧机制，为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
（一）积极构建户籍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上亿农村人口虽然已经流动到城市从事工业劳动，仍然被称“农民工”，从而形成“断裂社会”，从近期看，要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临时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2003年，在重庆市开始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实施城乡户口一体化登记管理制度，并出台了“年老投靠子女、年幼投靠父母、夫妻投靠”的“三投靠”的户口迁移政策，到2006年，重庆市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706万，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2%，户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长远看，我们必须进一步积极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尽快过渡到以身份证取代属地户籍管理的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稳定有序转移。进一步建立健全解决进城农民在就业、培训、就医、定居、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促进进城农民安居乐业。
（二）积极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并且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更应该享受社会保障，因此，着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增加保障品种，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建立起长效机制，这项工作已摆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庆市力争用10年或20年时间，江北区力争用5年或者更短时间，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参加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分别达到100％。逐步建立农民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完善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向城镇梯次转移居住的政策。
（三）积极构建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在重庆市范围或者全国范围可以采取土地平衡利用方式，在确保重庆市或全国耕地面积不减少和稳定粮食生产能力，鼓励在“自愿、有偿”和不改变农用地性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长效机制，在保护和尊重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权益的基础上，探索对农民进城后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回购、置换等政策，鼓励有条件的进城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效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转包——承包了土地要出去打工，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别人；租赁——把土地租出去，租给种植能手，也可以租给龙头企业；土地使用权入股——农民可以自己组成专业合作社经营，如果交给龙头企业，也可以在龙头企业中入股；另外，还可以采取新形式，“土地存入银行和信用社”。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农民征地补偿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策措施，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安置。
（四）积极构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目前，重庆市管理层次由直辖前五级减少为三级，市政府机构由直辖前54个精简为46个，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减少23%，在职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为1：55，低于全国1：39的平均水平，以及中西部1：37和东部1：46的平均水平。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要进一步调整行政管理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优化整合归并经济调节、农业、商贸、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管理部门，建立大部门合署办公制度，构建行政层次少、运行成本低、管理效率高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加强涉及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维权服务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改革区域考核机制，探索对主城和边远区县政府绩效考核实行指标差异化设置，促进区县政府按主体功能定位科学谋划区域发展。科学合理划分市与区县的权，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探索完善适应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
（五）积极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在各期比重和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见表11、表12）来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农比例不协调、不合理，应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一是深化改革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硬约束，形成支持“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保障机制。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优先安排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事业。三是完善财政分配体制，鼓励贫困地区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实现从“保运转”向“促发展”转变。解决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持问题，逐步增加对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
（六）积极构建金融制度改革的长效机制。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突破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的瓶颈，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支持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设立分支机构，重组或新设适应农村生产方式的新型金融组织，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稳定的支农资金渠道。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特点的新型信用机制，增强农民融资能力。探索建立农业保险体系，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改革主要方向：一是解决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水平较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通过加强对金融中介的监管，放松利率管制等，创造一个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利环境；三是重新对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就重庆而言，一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作用。坚持正确的市场定位、功能定位和差别化原则，深化合作金融机构改革。位于城市核心外延区的信用联社应坚持现代社区银行的发展定位，服务于城镇建设和中小企业，优先考虑支持发展潜力大、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要继续发挥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和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服务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三是要从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探索大中型银行县支行的重新定位问题，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四是鼓励本地和外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到重庆县域设立分支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五是鼓励组建村镇银行等民间金融组织，最终建立起适应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中介体系，发挥其信息优势和监管优势，从而集中民间剩余资金，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加快就业岗位创造，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的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既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我们必须求实创新、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大胆突破，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使新农村建设在又好又快发展中上档次、上台阶，努力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统筹城乡直辖市的光荣使命，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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